AI如何重塑人类社会价值观

时间: 2024-02-19 01:53:14 |   作者: 博希娱乐/拉链

  近日，一位车主在启用无人驾驶功能后发生车祸身亡，引来舆论对于无人驾驶能否实现的再讨论。人工智能（AI）发展对社会的消极影响一直是被广泛关注的线年，著名华人科学家、人工智能研究者李飞飞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AI”发展道路，她认为机器的价值观就是人类的价值观。在此之后，关于人工智能的人文讨论总是离不开如何赋予AI以人类的价值观、如何让AI 变得更道德。

  这种讨论只是理解人工智能与价值观关系的单一方向。最近，上海交通大学（以下简称上海交大）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的学者们在剖析这一关系时，把视角对准了AI对人类社会价值观的塑造上，从而引导人们去思考另一个问题：在未来的AI时代，我们的社会将构建怎样的价值观？

  说到无人驾驶，总是离不开人工智能有没有道德能动性的讨论。“电车悖论”常常被作为衡量人工智能有没有最高道德的标准。这是伦理学中非常经典的思想实验，拷问一个司机是否会为了拯救五个人而撞向另一个人。问题是，人类自身也没能解决这一个道德困境，如何期待一个机器作出更合理的选择？

  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笑宇在《技术与文明》一书中，就评价了这样一种倾向。他认为，人们大多数时候谈的其实是一种幻想出来的高级智能，这些虚拟角色如同人一样会面临道德抉择和困惑。从幻想高级智能的角度来谈人工智能，固然有很多奇思妙想的有趣创意，但对理解这项技术的本质以及对人类文明的真正影响力，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这一观点与上海交大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的学者们在《AI与价值观》这一新书中讨论的内容不谋而合，他们都希望学界和公众不要忽略技术本身对人类社会的塑造。

  上海交大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助理教授沈辛成经常给学生们讲一个故事。拉链的发明对20世纪人类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项技术一度受到，原因竟然是它被视为是一种“道德败坏”的东西，因为一个人若选择使用拉链，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他已经懒惰到连纽扣都懒得扣了。

  这种不可思议的价值观念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无法想象的。“但这恰恰说明了，人类社会任意一个价值观的凝练不能离开它所处时代的技术基础。”沈辛成指出。

  “科学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因为技术和价值观之间从来都是双向互动的。”上海交大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教授黄庆桥表示，人工智能为人类的价值观体系的重塑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必然会对社会原有的价值体系产生不可避免的碰撞。

  “需要强调的是，价值观是社会文化的核心所在，文化的地域差异会使得社会价值观既有普遍性，也有地域特色。因此，AI在每个特定国家的发展方式，很大程度上会遵循既有的价值观体系，我们仍就需要秉持和而不同的原则，避免走向极端。”黄庆桥说。

  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历了犯罪潮，监狱人口大幅攀升使得司法系统压力倍增，于是，一种预测二次犯罪风险的数据工具受到青睐。到了21世纪，科技公司开始为司法系统打造这类工具，为司法程序提供更可靠的数据依据，由此减少入狱人数，缓解监狱的人口压力。

  但是，新闻调查组织ProPublica追踪了佛罗里达州布罗瓦德郡2013~2014年间的7000个案例，发现这种风险评估算法很不可靠。在被评定为会发生暴力犯罪的人当中，只有20%的人在此后两年内发生了再犯。最关键的是，算法将不一样的种族区别对待的现象很严重，黑人被错误标记的概率是白人的两倍。

  类似的案例还有亚马逊在2014年开发的一套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这套系统用人工智能来分析筛选求职简历，通过给求职者打分，在一百份简历中筛选出“最好”的五位，直接录用。但一年以后问题就出现了，这个分析工具基于的数据是亚马逊此前十年的员工资料，该算法分析归纳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男员工比女员工更可靠。

  “这不是工具制造商有意为之，而是喂给这些工具的原始数据就携带着社会的不公正实践。”沈辛成说，“人工智能并非社会偏见的制造者，它是偏见的继承者。”

  美国人为什么如此热衷这些工具，追求对控制范围内一切信息的数据化和可计算化，把计算机解决能力融入到决策过程中？是因为出现了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技术吗？

  “其实不然。美国社会的价值观中一直隐藏着控制性的一面，这是与其对外传播的崇尚自由的价值追求截然不同的一面。”沈辛成说，“控制文化”是美国价值体系中一条一以贯之的伏线，数据工具就是这一文化价值观的结果。

  他解释，二战以后，美国的自由主义在冷战中占了上风，也是他们主要输出的价值观之一。但在美国国内，那些大获成功的商业大亨们遵循的是另一套价值体系。他们靠着在产业中对于整个生产链条、每一个环节的高度数字化，把它们变成一个完全可控的流程，通过这一种方式来提升利润空间完成资本积累。这套价值体系也导致了美国企业界不可遏制的寡头化倾向。

  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的商品化、中枢化给这种控制文化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对效率、精确、标准化和中枢化的要求可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沈辛成认为，当技术条件成熟的时候，潜伏的文化价值观就会浮现出来。

  他还提到，由于人工智能的出现，使这套价值观以一种更为具象的形式展现，使得这种价值观的负面效应暴露了出来。它挑战了人们的道德，引发了质疑和反思。从这个方面来说，人工智能的应用也为美国社会正视和调整这种控制文化带来了转机。

  “除此以外，美国社会建立在自由主义之上的安全价值观也在迅速发生明显的变化。”沈辛成说，过去，美国人对于安全的追求是建立在对私权的维护之上的。但911之后，《爱国者法案》的畅行无阻，已经证明了一个事实，无论在民间还是军政界，人机联动、全面布控都已经取代了对私权的维护，安全逐渐变为了人机互动中的无故障、无事故融合。“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工具增加了这一目标实现的可能性，而新的安全价值观又反过来为技术发展铺平了舆论道路。”

  在太平洋的另一侧，日本是世界上最先开始智能机器人研究与应用的国家之一，但在人工智能到来的时代，它的产业高质量发展已经显著落后于美国和中国。

  日本社会极度厌恶依赖心理，崇尚一种敬而远之的相处之道，这种文化形成了日本社会最大的隐私保护。上海交大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周正博士分析，日本人的隐私观念非常特殊，不同于西方的私权意识，而是源自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除了公司同事，最好能够降低与外部人员交流沟通。这种特殊的隐私文化对于AI时代的影响是巨大的。

  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日本共享经济产业的发展。日本有比较完善的共享模式，从房屋出租到服装物品租赁再到技能租赁。客观上是由于共享能有效提升资源使用效率，理论上在日本有很大的社会需求和发展空间，但现实却并非如此。

  “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享产业离不开大数据支撑。但信息公开对于格外的重视个人隐私生活的日本人是一道难关。”周正提到，日本甚至存在特殊的比例的人群拒绝使用智能手机，只是因害怕暴露隐私。

  “另一方面，日本社会产业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而日本的企业文化也和AI时代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周正分析，日本的集团主义社会有着独特的价值文化追求，长期以来形成了强烈的集体主义和平等主义。“但平等主义追求的不是机会均等，而是结果平等，这种文化也就催生了日本企业特有的终身雇佣制。它极大地增加了企业人员的稳定性，促进员工更看重工艺和技术经验的积累，也使得日本能够一直延续它的工匠精神和忠诚文化。”

  这套价值系统是日本战后经济复兴的一大助力，对新技术革命的创新来说却成为了沉重的包袱。周正解释，它严重阻碍AI应用产生的人员淘汰，也难以鼓励人才的流动、提升创新的活力。反过来，传统的终身雇佣制一旦被打破，企业员工的工匠精神、忠诚文化也将遭到破坏。“在日本社会，解决价值观念的冲突是AI时代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40多年里，中国制造堪称中国经济的“压舱石”，而大量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则有力地托起了中国的工业体系和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劳动力与大国崛起息息相关。

  “从更久远的历史来看，中国一直处在农业社会，农耕维系着社会的顺畅运转，无论从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上来说，人们都养成了以劳动获取生命尊严的意识。”黄庆桥谈道。

  可是，机器自动化、智能化的应用将逐步替代许多岗位和职业。他认为，这种变化令人们的心理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压力。

  劳动的意义会被消解吗？勤劳还能致富吗？这是源于劳动价值的拷问。沈辛成认为，在此之前不妨先思考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究竟喜欢什么样的劳动。

  “人的本性有懒惰的一面，而且总想干自己想干的事，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创造更多价值。这样的劳动追求是有普世价值的。”沈辛成坦言，“如果这种本质追求是成立的，那么人们应该反问自己：我们是在怎样的技术条件之下，习惯了在一种工作环境当中，靠重复的劳动、技术上的含金量不高的劳动、不太展现个人价值的劳动来实现个人财富的累积，满足于有房有车地度过一生？这种劳动价值观必须是一成不变的吗？”

  在他看来，在思考人与机器的关系时，人们一致认为，两者是直接竞争的关系，是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另外，在AI时代，人类对于自己能干什么是缺乏想象空间的，因为大部分人的思维都会受到现存技术条件的限制。“如果大家相信，技术基础会变，人的能动性范畴也会改变，我们就不会对AI淘汰一部分劳动力这件事盲目悲观。”

  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对于人工智能的焦虑，还来自于用AI代替产业工人的公司的纳税方式是不合理的。这一些企业产生的价值并未反哺给更多的人类劳动者。

  比尔盖茨曾经提到这一问题：当一个工人今天在工厂里产生5万美元的劳动价值时，政府会从中收取所得税、社会保险金等；如果一个机器人做了同样的工作，难道不应该被征税吗？为此，他主张，政府应该向使用机器人的企业征税，来救助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类劳工。

  因此，沈辛成也相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一定会给现有劳动制度、福利制度带来根本性的颠覆，这是需要人类社会认真研究的问题。

  “而勤劳致富的价值观也会促进演变。比如，什么是勤劳？勤劳不再是不懒惰，勤劳是越来越讲究战略的、跨学科的、终生式的生存法则，需要在人工智能难以触类旁通的领域有技巧地发挥人作为劳动者的价值。”沈辛成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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