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精神的守护神--安兰德
时间: 2023-10-14 17:19:09 | 作者: 博希娱乐/拉链
2011年4月15日，影片《Atlas Shrugged》在美国上映，熟悉美国的人都知道这天是民众的报税截止日。不过，如今报税日已经变成了“抗税日”。两年前的这一天，美国各地爆发大规模的政治集会，数百万自称为“茶党”的者上街，他们要求国会缩减开支，降低税收。在队伍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标语牌，多数写着“税重了”，“不要大政府”，“不要救助”，“不要举债”，“大政府害死小生意”等直接的政治诉求。不过，还有一类抗议的牌子比较有特色，上面写着“Atlas Shrugs”，“Atlas Will Shrug”，“Ayn Rand Was Right .Read Atlas Shrugged”，“Read ‘Atlas Shrugged’ before it happens.”
Atlas Shrugged 不是一条政治诉求，而是一本书，是已故作家安兰德（Ayn Rand）女士的一部长篇小说，前面提到的影片就是根据小说改编的。Atlas Shrugged，翻译过来是“阿特拉斯神很无奈”（或《阿特拉斯耸耸肩》）。阿特拉斯神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位举着地球的大力士，兰德女士则把他比作创造者。《阿特拉斯耸耸肩》几乎是半个世纪前的作品了，而兰德女士在1982年就去世了，事隔多年，按中国人古话已经“人走茶凉”，但为什么如今还有这么多的美国人又想起她和这本书呢？而且是在经济危机的紧要关头？到底他们试图向政府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难道安兰德对美国有特殊的警示作用吗？
当然，安兰德不单单是位普通的作家。在上个世纪的美国，兰德算得上是一位引导思想革命先知。她创立的客观主义哲学影响了千千万万的美国人，据说除圣经外，她的书是美国销量最高的。现在，我们就从头开始说她的故事吧。
1905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户犹太人家中，兰德出生了，父母给她取名为“艾丽莎”。艾丽莎的父亲是药店老板，生意打理得不错，全家人过着幸福的中产阶级生活。艾丽莎天生智慧，在7岁的时候就开始撰写电影剧本和小说，9岁时，她立志要成为一名作家。艾丽莎擅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至于别人如何评价，父母赞成与否，她全不在乎，她认为凡事判断应遵循自己的价值标准。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1918年，为了躲避，艾丽莎全家逃亡至克里米亚半岛，为生存，他们开始了重操旧业。但不幸的是，1921年红军攻下了克里米亚，布尔什维克政府没收并接管了父亲的药店。
同年，艾丽莎高中毕业。随父亲回故乡，就读原圣彼得堡大学。自十月革命后，这所大学被苏联政府接管，改成了一所国立大学，后更名为列宁格勒大学。在俄国革命的内战期间，列宁格勒大学的教学活动受到苏联政府的干预，许多不满苏联的教职员工被控反革命或同情反革命罪而啷当入狱，“罪行”严重的，全家流放西伯利亚，更不可思议的是人被直接处死。
布尔什维克政府整肃异己，把私产充公的暴行，令艾丽莎厌恶。她收集了各种反苏的言论，连同自己的感受和遭遇一并写入日记。但随着政治清洗运动的加剧，艾丽莎担心自己的言行会牵连家人，不得不把日记给烧了，在大学里过着低调的生活。大学三年，艾丽莎除了主修历史专业之外，她还选了古典哲学的课程。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理性主义的认识论深深地影响了她，这为她后来小说情节和人物的塑造提供了哲学基础。艾丽莎酷爱戏剧和电影，大学毕业后便进国家电影艺术研究所研修“影剧创作”。
大概是受父母无神论的影响，东正教笼罩下的俄国蒙昧主义气氛，以及沉闷的沙俄文化给艾丽莎的童年留下灰暗的阴影。而后来，苏共残暴和肃杀的政治铁幕，犹如挥之不去的梦魇，在她创伤的记忆中沉淀。她说，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和夺权运动实质上是对个人主义的宣战。在艾丽莎眼中，苏俄是一个丑陋的，野蛮的，神秘主义的，被奴役的国家，她很清楚在这种环境下是没有创作自由，如果要生存就必须离开这里。
在母亲的协助下，艾丽莎获得了赴美探亲的机会。经过漫长的旅行，她终于抵达了纽约港，一个全新的世界呈现在她的眼前，高耸入云的大楼栉比鳞次，七彩斑斓的霓虹灯彻夜通明，这一切令艾丽莎无比震撼。她在小说《源泉》里这样写道：“我会愿意放弃世界上最壮观的日落场景，只为目睹一眼纽约市的摩天大厦建筑群……如果这里面临战争的威胁，我会将我自己抛身天际，以我的肉身保护这一切。”
然而，更触动艾丽莎心灵的是，美国社会普遍信奉个体主义精神以及崇尚自由的价值观。在这里有好莱坞电影，有自由的写作环境，没有至高无上的国家意志，没有言论的钳制，人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求属于自身个人的幸福生活。在一次演讲中，她激动地说，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最高贵、和在最初的建国原则上唯一道德的国家。
艾丽莎到美国的时候是1926年，当时她才21岁，而美国正处在资本主义全盛的“咆哮的二十年代”。当时保守派政府的减税和放松管制措施奏效，美国经济快速地发展。投资者有了更多的利润，企业家勇于冒险，科学家敢于创新。许多发明都在那个年代出现：空调，冰箱，拉链，无线电，黏胶带，收音机；许多行业都在那个年代兴旺：汽车产业如日中天，电网电厂似雨后春笋，日用化工业全面勃发，好莱坞电影欣欣向荣，华尔街金融业更是如火如荼。1920年之后十年，美国经济一跃变成全球第一，远远地把英国，德国甩在后面，更不用提苏俄了。美国的资本主义辉煌的成就，让兰德更坚定了决定留下来的信念。虽然那时候，她还不怎么会说英文，却立志成为一名好莱坞的剧作家。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安兰德。
兰德在芝加哥短暂停留后，只身去了好莱坞。在好莱坞，她遇到导演德米勒（Cecil B. DeMille），成为影片《万王之王》的临时演员以及剧本审稿员。最幸运的是，她邂逅了弗兰克奥康纳（Frank O’Connor），她的梦中情人。
可惜好景不长，1928年，“咆哮的二十年代”渐入了尾声，经济大萧条的阴影呈现。股灾，企业倒闭，失业，等待救济的人潮接踵而至。德米勒关了片厂。兰德只能在外打零工，每天赚30多美分，日子过得很清贫，以前她还能往老家寄钱，现在家里反倒寄钱给她。尽管生活艰苦，但兰德还是坚持写作，她在日记中激励自己写道，“不要为自己多考虑，多考虑自己的作品，你并不存在，你只是台写作的机器，你没有资格自恋，因为你现在什么都不是。”1929年，就在她签证期满的时候，弗兰克与她缔结连理。从此，兰德结束了在美国漂泊的日子。1931年3月，兰德正式成为了美国公民。
1929年，兰德在一家戏服制造厂打工。为了能节省出写作时间，她甚至带一台打印机来上班。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她完成了两部剧本，一部是《红小卒》，另一部是《1月16日之夜》 ，前者卖给了环球电影公司，后者卖给了百老汇的剧院。之后，她开始了全职写作。她的第一部小说《我们活着的人》于1934年完成。《我们活着的人》是兰德最具自传风格的一部小说，主题是揭露统治下俄罗斯生活的野蛮。客观主义中心学者斯蒂芬考克斯（Stephen Cox）后来评论道：“《我们活着的人》出版期，正是苏联社会主义思想在政府高层最得势的时候。但它并没有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大萧条期，胡佛总统的大政府政策把经济越搞越糟。民众开始怀疑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这场经济萧条的罪魁祸首。就在一片“挽救经济”的呼声中，罗斯福上台，开始了新政。事实上，罗斯福新政并不是在挽救资本主义，恰恰相反，他是在按照社会主义或进步主义的主张进行改革。罗斯福实行凯恩斯主张的经济政策，加税，管制，举债开支，庞大的政府工程。经济并没有因此立即复苏，在新政实施后的五年，美国经济依然萧索，全国失业率也从来就没低过14%，到1939年失业率更高达20.7%。
最让兰德困扰的是，在罗斯福的时代社会主义思潮泛滥。当时，主流学者以及罗斯福的智囊团都是亲苏派，教育学家约翰? 杜威发表《苏俄印象记》，他说“苏联教育是世界上最好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罗斯福的助手，简?亚当斯称“俄国革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实验”；斯图尔特则称苏联是一个“人人有工作的地方”；社会思想家贺拉斯卡伦称“这场革命唤醒了千百万人”， 《国家》杂志的编辑维拉德说苏联，“此乃政府亘古未有的最伟大的事业，……贪财好利这种动机突然就从个人那里消除了”，工会主席希尔曼说，“苏俄是一个伟大的经济重建地区……”
这些知识分子，有的曾经去苏联进行过短暂的访问，但有的根本就没有去过苏联！他们不象兰德在苏俄长大，经历过残酷的革命斗争，甚至为此背井离乡，还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财产被政府没收，看着自己的同胞惨遭迫害和屠杀，而束手无策。那是一个没有“个人”价值的恐怖世界，兰德做梦也想逃离的地狱。
面对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左转，兰德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作品说话，她要向世人展示苏联集体主义制度的可怕和残酷。
1934年的《我们活着的人》以及1938年的《颂歌》就是兰德基于自己在苏联的遭遇写成的。《颂歌》是一部短篇小说，小说虚构了乌托邦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服务国家而存在。小说里，受集体主义洗脑的主人公“平等7-2521”开篇以“我们”自称，是社会的低级成员，甚至认为活着的是为了“实现我们的兄弟们的愿望。”当平等7-2521意外地研究之后发现了一种新的光能。为了让这项发明造福人类并让自己进入高级部门，平等7-2521闯进了世界文教部。但是，平等7-2521的发明不但没有正真获得世界文教部的公正评价，反而因为“低级”（扫街员）身份被质疑。世界文教部的人傲慢地说，“如果政府已指定你们就是扫街员，你们怎么敢认为你们有比扫大街更有用的价值呢？”，“你们怎么敢独自一个人思考，而不是与大家一块儿思考呢？”
无奈，平等7-2521只能带着这项发明落荒而逃。最后在未知林的书屋中，平等7-2521发现了“自我”的价值和人生利己的目的。《颂歌》隐喻的是知识分子向往的苏联。兰德认为，在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个人将失去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的能力，受政府摆布，最终沦为他们的奴隶。
在《颂歌》这部小说中，兰德哲学的理性利己主义已经基本呈现了出来。但是，当时并没有出版商愿意接受这种“反乌托邦”题材的作品，导致《颂歌》的初版只能在1938年于英国发行。直到1946年兰德出名了，《颂歌》才得以回美国再版，结果好评如潮。1991年美国权威的“现代文库”评选的20世纪100部英文小说之“读者投票榜单”上，《颂歌》排名第二。
另一部歌颂个人主义，讽刺集体主义的作品是兰德的长篇小说《源泉》。《源泉》于1934年发表，兰德整整花了7年的时间才把它写完。这部小说讲了一个天才建筑师洛克（Howard Roark）与传统世俗社会对抗的故事。兰德说，她写《源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给读者推销她的政治哲学，而是希望塑造一个理想人物。
小说开篇就嘲讽集体主义：才华横溢却桀骜不驯学生洛克只不过拒绝沿袭传统风格激怒了教授，而遭到建筑学院“投票”除名；而资质平庸但处事圆滑的学生彼得吉丁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建筑业的“希望”之星。
洛克离开学校后，仍然不肯向客户庸俗的品味妥协，结果只能关了公司，在采石场打工来维持生计。而吉丁则是福星高照，不仅得到建筑业大佬，弗兰肯的垂青，还受到庸俗的媒体人托黑追捧，事业一帆风顺。
小说不仅对比洛克和吉丁的遭遇，而且还突出了托黑与洛克之间的矛盾，托黑是集体主义的代表人物，经常以公众（人民）的名义攻击和诋毁个体主义英雄洛克。但，洛克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对托黑的攻击毫不在意。他甚至不在乎社会的看法，不愿意向舆论压力低头，即使是利他主义者所谓的“帮助穷人，扶持弱者”的呼吁。他从始至终坚持 “为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建筑理念而设计”，这样的信念。
随着故事的进展，社会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现代派设计峰回路转，慢慢的受到大家的欢迎，而吉丁的“二手货”的设计，越来越没市场。每况日下的生意，令吉丁不得不接下了他根本没能力完成的“科特兰德”的安居工程，这是一个政府支持兴建的经济适用房工程。
为了能顺利完成这个工程，无能的吉丁，再次上门向洛克求助。两人会面，吉丁承认多年以来犹如寄生虫一样依赖他，他承认自己很多出色的项目都是源于他的帮忙，他希望这次，洛克能出手相助。洛克爽快地答应了吉丁作。但考虑到这一个项目与托黑有关，洛克担心自己的设计会被阻扰。于是，他提出这样的一个条件，他说“我设计科特兰德工程，你在上签名字，所有的计费归你，可是你要保证它会严格地按照我设计的原样来修建”。吉丁同意，两人在这份协议上签了字。于是，洛克给了吉丁他的设计方案。
但事与愿违，在托黑以及政府关系的影响下，吉丁根本没办法按照洛克的设计的具体方案进行。几个月后，当洛克回来发现：他的设计已经被“二手货”们篡改得面目全非，只留下了一些低造价的框架。洛克非常恼怒，一气之下，便炸毁了这个工程。洛克的行为激起了民愤，他也被送上了法庭。在法庭上，洛克并不胆怯而是慷慨陈词，为自己辩护了六分钟多钟（译文版长达８页）。洛克的演讲几乎把兰德理性利己主义的伦理学全盘托出。在辩护中，他指出是创造者在推动这样一个世界慢慢的提升，但人的目的是自身的，而不是利他，创造者不是无私的，是为自己生存，只有通过为自己生存的这种形式，他才能成就荣耀人类的伟大创举。正如，兰德常说的一句话，“人的自我意识（利己）是人类进步的源泉。”
《源泉》的出版并非一帆风顺，开始还被多家出版商拒绝，但几经周折上市后，立刻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本书都不进行过商业促销，就凭着大家口碑相传，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就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强。而且，这本书经久不衰，几乎每年以超过10万册的数量再版。《源泉》让兰德声名大噪，被誉为史上最伟大的个人主义卫士。
《源泉》在市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45 年，兰德开始着手写她的第二部巨著，《阿特拉斯耸耸肩》。历经12年，《阿特拉斯耸耸肩》终于发表了。在《源泉》的“叫好又叫座”的号召力下，《阿特拉斯耸耸肩》首版10万册被哄抢一空，连续再版之后，仍然很受欢迎。据统计，《阿特拉斯》每年能卖二十万多册，至今，其销量已突破1000万册。1991年美国国会图书馆与“每月一书俱乐部”的读者票选结果，《阿特拉斯耸耸肩》被认为是一本影响力仅次于《圣经》的书。
2008年末，美国政府准备大规模救市，又让这本书热了起来，到2009年，这本书简直如日中天，甚至一度超过奥巴马的自传。据统计，光09年第1季销量就是08年的三倍。线上书店更是火爆，《阿特拉斯》不但被排入亚马逊畅销书前十强，还一度蝉联冠军。今年4月，随着同名电影上映，《阿特拉斯》再次入榜，最高时冲到第三名。
说《阿特拉斯》好评如潮，一点不过分。曾一度打算把《阿》搬上银幕的狮门影业公司副总波恩斯（Michael Burns）说，“《阿》是我最喜爱的书之一，里面具有最丰富、最多彩的角色。我九年级第一次看这本书时，就立即被它紧紧钉住、挥之不去。” 这本厚达千页的小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财富创造者因为没有办法忍受掠夺者的管制和盘剥，最终走上了罢工的道路。
首先遭遇掠夺者毒手的是凤凰杜兰戈公司。由于，詹姆斯（塔格特公司总裁）错误的决策，他的圣塞巴斯帝安铁路线的业务不仅失去了，而且里约诺特铁路线的业务也输给了凤凰杜兰戈公司。怀恨在心的詹姆斯利用国家铁路联盟的《反对狗咬狗条例》赶走了凤凰杜兰戈公司。
第二个饱受掠夺者侵犯的企业家是汉克?里尔登，他花了十年的时间，研制出一种神奇的合金，它的性能和价格远远超越钢材。然而，伪商人，政客，庸众们对这项合金技术不怀好意。首先发难的是，国家科学院。他们不仅无法验证自己对“合金不安全”的指控，反而威胁里尔登说，“价值是相对的，如果里尔登合金不好，就会给公众带来实际的危害，如果好的话，就是社会危害。”
事实上，里尔登合金是否安全他们并不关心，他们担心里尔登合金的出现会破坏科学院的声誉。试想，如果人们明白他们的冶金研究部，耗费了纳税人两千多万还一事无成，而里尔登只用了150 万就研发出这种结实轻便的合金，这不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么？
当达格尼和里尔登忙于建设高尔特铁路线的时候，国会却通过《机会平衡法案》要里尔登卖掉自己的铁矿和煤矿，因为该法条规定必须给“没有出路”的竞争者有公平的机会。接着，以沃伦?伯伊勒为首的一群人要求通过《生活保障法》，该法规定里尔登合金产量不能超过任何一家同等水平钢厂。到后来，里尔登合金卖给谁，卖多少也决定不了，因为《公平分配法》要求每一个需要里尔登合金的顾客都得到平等的供应。政府每增加一次管制，就给里尔登企业制造一次危机，而每一次危机又带来政府新的管制，直至里尔登工业被这些掠夺者拖垮为止。事实上，《阿特拉斯》的整个社会都处在这样的恶性循环当中，好的企业被迫关门停产，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一个个神秘地消失。
高尔特线的达格尼和里尔登也不例外。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逃亡企业家的藏身之处－－亚特兰蒂斯。他们见到了天才的发明家、工程师约翰?高尔特（John Galt）。原来，高尔特和他们遭遇类似，但他不愿意向财富掠夺者妥协，拒绝为社会做出任何创造性的贡献。他说，“我以我的生命和我的爱发誓，我永远都不可能为了他人的缘故而活，也永不在要求别人为我而活。”高尔特不仅自己罢工，而且游说各行各业的企业家和发明家，加入到罢工的行列。
由于，创造者的罢工，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这时候，高尔特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全国发表了一次长篇演说。高尔特的演说，让兰德详细阐述了她主要的哲学思想，也就是：形而上学：客观现实（“要想征服自然，就应该服从自然或者愿望本身无法成为事实”），认识论：理性（“你不能既想吃掉蛋糕，又想留着它”），伦理：利己（“人本身就是目的”），政治：资本主义（“不自由，毋宁死”）。
现在，每年的4月15日，茶党都会举着“Atlas Shrugs”，“Go Galt！”牌子上街，看过《阿特拉斯》这本书的人，应该会知道美国正在发生啥。《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摩尔（Stephen Moore）在《在52年内从虚构变成现实》中写道，“只要要求每位欧巴马政府官员与国会议员，都阅读《阿特拉斯耸耸肩》，那么，我相信我们会加速摆脱当前的经济危机。”是的，每次政府要出台重要的干预市场政策时，人们就想到了兰德，就想到了高尔特，这等于在警告政府说，“不要把我们这些小业主逼急了，否则我们也要罢工了”。
奥巴马被茶党看做是罗宾汉似的人，“给富人加重税为穷人发福利” 是他执政的主导思想。2008年，奥巴马还在俄亥俄州竞选造势的时候，曾经被一位想创业的水管工拦住问，如果自己投资一家能获利28万的小公司，是不是反而要交更多的税？结果，奥巴马回答，让兰德的粉丝大跌眼镜，他说：“我觉得当你将财富四周传播的时候，对任何一个人都好。”这种均贫富的说法，不就是罗宾汉主义吗？
在半个世纪前，兰德就深刻地否定了罗宾汉的这个文学形象。在小说《阿特拉斯》中，兰德通过丹尼斯约德告诉人们，“在人们能了解代表人类的一切象征和意义之前，罗宾汉是最不道德、最卑鄙的象征，地球上将不会有正义，人类将难以生存。”
丹尼斯约德是兰德塑造的一个充满正义感的人，虽然他是海盗，但他打劫的都是政府横征暴敛来的财产，而且政府企图把这些财富分给不劳而获的穷人。丹尼斯约德说，他其实是警察，罪犯是强行霸占财产的人（政府），警察就是要保护私人财产，找回被盗的财产，把财产归还给财富的创造者。
自从奥巴马上任，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2009年，奥巴马在出台刺激经济的法案的时候，他一边让“韦斯利?莫奇”之类的政客到处散播所谓的“情况紧急”，“经济失衡”，一边督促国会议员迅速通过象砖头一样厚的法案。危机中上台的奥巴马就像灭火队一样，救助银行，救助保险公司，救助无良业主，管制金融机构，接管通用汽车，接管花旗银行，国有化医疗保险，接着我们正真看到的是巨额的财政赤字，超过14万亿的国债，美元加速贬值，失业率居高不下。我们不禁要问，除了政府开支让GDP好看了一点，美国经济真的恢复了吗？
事实上正如《阿特拉斯》所讲述的道理，每一次的危机根源都是政府的错，都是集体主义，利他主义惹的祸。次贷危机是出于政府一个“良好”的愿望，所谓提高民众“住宅拥有率”。于是有了，二房为糟糕的贷款担保，《社区再投资法案》和《平等信贷法》逼迫银行就范，以及为经济吹泡沫的宽松信贷政策。
哈耶克说，通往地狱之路由“善意”铺成。而兰德认为，铺垫奴役之路的“社会之善”（Public Interest），根本就不是善，而是恶，是慷别人之慨，扼杀人性，压制个体自由的，违背人的理性利己的本质。既然不是善，这条路方向的必然是古拉格，劳改营，人间地狱。
因此，当罗斯福向民众灌输的经济权利法案，所谓，“有权获得体面报酬的工作，拥有体面的住宅，获得医保和良好的教育等。”兰德反问：“这些由人创造的产品和服务，来自何方？”
兰德不承认所谓的“经济权利”，她认为政府没有权力实施福利制度，政府正当的功能角色只有三个，警察，法院，国防军，而这三者都和保障个人权利有关。
她说，政府的本质是必须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所谓“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这是政府存在的唯一的正当理由。兰德认为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自由权利得到了肯定，人的利己以及追求幸福，得到了法律保障。在这种制度下，没有主人和奴隶，而是大家自由，自愿的交易，他们互惠互利；在这种制度下，政府保障保护公民权利不受他人侵犯的同时，也不被政府本身侵犯。
在《阿特拉斯》的美国，政府，掠夺者们肆意践踏和侵犯企业家的基本权利；50年后的美国，奥巴马政府正以同样的方式侵害资本家，创造者的利益，阿特拉斯会耸耸肩么？高尔特的真实故事会不会上演呢？我们似乎听到了茶党的怒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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