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渡口市人民商场特大盗窃案88块手表被盗警方一个多月破案
时间: 2023-09-14 22:14:46 | 作者: 树脂扣具
1975年10月10日14时40分，四川省渡口市（今攀枝花市）攀枝花密地人民商场营业厅钟表柜女营业员范某回到柜台准备开始下午的营业，结果发现原本放在货架上的一排闹钟后面的钥匙不见了，她连忙拿备用钥匙打开了玻璃柜台，结果发现放在小铁皮钱箱里的许多手表和一千多元的营业款都不见了。范某顿时如遭五雷轰顶，急得六神无主，就只知道哭了。商场经理听闻消息后立即决定商场停止营业，关闭大门，连同营业员和顾客在内的所有人不得随意离开，保卫科的保卫干事严密保护现场，然后打电话向渡口市公安局报案。渡口市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立即派刑侦和技术干警火速赶到现场分别进行勘查和查访工作。
范某说，当天是她母亲的生日，她打算在中午下班后给母亲做生日，11时40分她就将装有146块手表和1300多元营业款的小铁皮钱箱锁进了玻璃柜台，锁完后顺手将钥匙甩到了身后货架上的一排闹钟后面就擅自离岗回家了。
人民商场营业厅副组长说，中午12时整，她站在商场门口催促所有营业员和顾客离场后就将商场的门锁好后离开。
现场勘查表明现场门窗未曾发现踩踏和攀登的痕迹，钟表柜台的玻璃柜里陈列的32块手表安然无恙，而小铁皮钱箱内的146块手表中的88块和1300多元营业款被盗走，原本146块手表是装在10个纸盒子里，被盗走的有4个纸盒，88块手表就分装在这4个纸盒里。余下的6个纸盒里提取到了几枚手印。与钟表柜台毗邻的小百货柜被盗走一个黑色的北京产人造革拉链挎包（长29公分、高20公分，上面印着两架飞机和“北京”的字样）和一个灰色的提包。
经过仔细的勘查，技术人员在中央柜台内发现了几枚全长26公分、前掌云纹状、后跟为空格花纹的男式塑料底凉鞋印。范某原本甩在货架上的钥匙在鞋印旁边的一个纸箱里被发现。这种鞋印经排查，商场营业员没有一个是穿这种鞋子的，而普通顾客是没有资格进入柜台里的，因此能认定是盗贼留下的鞋印，根据鞋印长短判断，罪犯应该是个身高1.68米左右的男性。
根据现场勘查结果，警方判断盗贼的作案时间应该是范某离开的11时40分至商场在14时40分开门营业的最近一段时间。判断是盗贼冒充顾客从大门混入，利用中午商场下班时的忙乱时间段，蹲在中央柜台一侧隐蔽潜伏起来，待大门锁上后就开始作案，作案结束后依然潜伏在中央柜台等到商场下午开门后，利用营业员和顾客涌入商场、内外不分的混乱之机迅速从大门离开商场。
罪犯放过了玻璃柜内的商品未动，显然是一种拖延被发现时间的一种手法，说明罪犯是个胆大心细、有作案前科的惯犯，同时对商场的环境和陈设比较了解，说明罪犯在作案前有过比较长时间的窥视和踩点准备，有很大的可能性就住在商场不远的地方，或者在那里有落脚点。
88块手表连同1300多元现金被盗（88块国产手表最便宜的100元左右一块，最贵的300元一块，按照平均200元一块的价格计算总值也超过18000元，加上现金的线年代绝对是一笔巨款），这是渡口市自解放以来从来就没发生过的特大盗窃案，渡口市革委会（此时还处在10年运动期间）要求渡口市公安局组成专案组尽快破案，同时要求全市各党政机关以及保卫部门一定要全力配合专案组的工作，专案组要人给人，要车给车，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违者以同谋罪犯论处。
为了弄清鞋印的来源，专案组走遍了渡口市内的所有大小百货商店和相关的仓库，并走访了昆明、丽江和西昌的百货商店，走访了数以百计的精通制鞋业务的采购员和补鞋匠，并广泛依靠群众中的治安积极分子提供线索，最终确认现场的鞋印是鞍山市塑料厂生产的25（3）型前后空的黑色塑料凉鞋。这款凉鞋于1973年投产，只在鞍山市塑料厂独家生产，仅在辽宁省内的商店销售。于是，专案组将排查的范围中加上了“从辽宁省来或者去过辽宁省或者有辽宁省的亲戚关系”的排查要求。
10月10日下午至10月12日上午，专案组通过排查获得了二百多起线索，第一轮的排查未曾发现有什么异常，但是在第二轮的复查中发现攀钢机修厂（今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机械修造厂）干部王某芝的姨侄女婿唐克忠身上有嫌疑：因为唐克忠9月从辽宁海城坐火车来到渡口，住在王某芝家，希望王某芝帮他在攀钢找一份临时工的工作，但是在10月12日突然离开。既然大老远地从辽宁赶来找工作，为什么突然在案发后不久就走了呢？
于是专案组在攀钢机械厂党委的协助下直接找到王某芝进行询问。王某芝说：“唐克忠是我姐姐的四姑爷，几年前我姐姐四姑娘结婚的时候见过一面，这次突然来到，先住在我女儿家，三天后又住来我家——”
王某芝的女儿——攀钢轨梁厂工人崔某琴说：“9月11日中午，我和丈夫刚吃完饭，忽然一个头发蓬乱，满脸污垢的人闯了进来，叫我表妹。我问他是谁？他答：‘我是唐克忠’。这时我才看清楚他是三年没见面的四表姐夫。见他只穿了件背心，一条裤子，一双凉鞋，空着双手，狼狈不堪。问他来干什么？他说来找临时工做。我丈夫对他很不高兴。留他住了三天，给了他十元钱、十斤粮票后就把他支到我母亲家去了”。
按道理讲，唐克忠从东北来渡口市当临时工，而且在渡口市还有亲戚，本来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但他为什么事先不向他的亲戚打个招呼呢？来的时候为什么如此狼狈，连一点行李都不带呢？
王某芝回忆说：“唐克忠穿的是一双黑色凉鞋，凉鞋究竟是啥样子没注意过，我让他和我二儿子（攀矿机修厂工人崔某华）同他睡一间屋子，所以他知道的情况多一些。”
随后专案组赶往攀矿机修厂找到崔某华，崔某华说：“唐克忠穿的是一双前后空的黑色塑料凉鞋，他每天中午和晚上睡觉前爱穿着鞋子去水管上冲脚，从地面的水印看，好像后跟有许多格子。”
专案组问他能不能把花纹默画下来，崔某华说可以，于是就在一张纸上画出了大致的鞋印样子，看上去和25（3）型前后空的黑色塑料凉鞋类似。专案组将罪犯留在案发现场的鞋印照片混在其它鞋印照片中请崔某华辨认，结果崔某华一下子就将案发现场留下的25（3）型前后空的黑色塑料凉鞋鞋印照片抽出了来。同时还向专案组透露说：“唐克忠每天爱独自到人民商场去耍，回来后就躺在床上看小说《南海风雷》。10月10日上午11点我下班回家时，还看见他在离商场不远的公路上逗留。10月12日上午他说他准备回辽宁，我看见他身上有一大扎5元票面的钱，他从中抽出一张5元的叫我帮忙买一条上海牌香烟，说要带回辽宁。”
住在王某芝家的还有两个老太太，分别是王某芝的母亲李某忠和婆婆崔戴氏，她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向专案组补充道：“唐克忠10月10日吃过早饭，说到他叔叔（攀钢修建部筑路队工人唐某余）那里去了，第二天早上回来的。回来的时候两眼通红，手里提了一个灰色的人造革旅行包，里面装了一砣东西。说是从他叔叔哪里借来的包包，准备装东西回去。还说他叔叔给了他370元，70元给他做路费，300元给他叔叔的儿子买缝纫机。前几天，他还到崔某琴那儿用纸盒拿来了20斤面粉。”
李某珍还补充道：“那天（10月11日）上午，他一人在屋里装东西，我走了进去，他慌忙用衣服把那提包盖住，说是他叔叔带回去的东西不能让人看，以后他又从崔某华那要了把锁把提包给锁了。”
于是专案组当即赶到攀钢修建部筑路队找到唐某余，唐某余否认10月10日唐克忠来这里找过他，同时也否认曾经借给过他提包和给过他钱。他表示：“唐克忠近年来由于不好好劳动，经常偷生产队的东西，多次受到批判。因此我们叔侄关系一直不好。”
同时，专案组在王某芝家中提取了唐克忠拿过的纸盒和看过的小说《南海风雷》送技术科检验，从上面提取到了唐克忠的指纹，与在人民商场现场提取到的罪犯指纹进行比对，结果可以作同一认定。至此，专案组认定唐克忠是人民商场10.10特大盗窃案头号嫌疑人。
10月19日，王某芝收到了一封唐克忠发来的电报，是在10月18日从海城发出的，信中称：“我已到黑龙江布特哈旗（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团结公社做临时工去了。”
虽然不能认定唐克忠此时就在黑龙江，但能确定他自离开渡口后到过海城。渡口市公安局立即派出一组侦查员赶往海城，在海城县公安局的协助下，查清了唐克忠的底系：
唐克忠，时年26岁，祖籍海城县八里公社南三道大队（海城市八里镇南三道村，2003年撤销），有多次偷盗前科，当年9月海城县公安局决定逮捕他，当民警来到唐家准备进行抓捕时发现唐克忠已经潜逃外地。抓捕组又一路追到黑龙江布特哈旗，在布特哈旗公安处的协助下排查了一圈，结果也是一无所获。
扑了个空的追捕组回到海城，和海城县公安局对唐克忠逃跑方向进行了研究，结果一致认为唐克忠因为身上没有一点身份证明，所以不大可能住旅社（当时住旅社都需要介绍信，没有介绍信根部不接待），而此时东北的气温已经低于零下10℃，蹲山洞、睡荒野无异于找死，所以唐克忠很大可能是藏身在某个亲戚家。
于是追捕组在海城县革委会、公安局和八里公社革委会的大力协助下迅速摸清了唐克忠在全国的48个社会关系，并分别用电报、电话联系相关地区的公安机关派人协助对这些社会关系的落脚点进行监视控制。
11月21日中午，一只黑色“北京”人造革挎包忽然出现在铁路沈阳站（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的特等车站）第三值班室的办公桌上，值班员打开后发现里面装着大量的手表，并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见跟踪几天了，只好把88块手表存放在你处，望转交给渡口市公安局。”
经鉴定笔迹，能确定是唐克忠的亲笔笔迹，但是手表经过清点只有78块，还有10块依然不知去向，而这只“北京”包经确认是人民商场小百货柜被盗走的那只黑色挎包。它的出现，说明唐克忠很可能就在沈阳。
因此沈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立即全员出动，对沈阳市境内的各车站、旅社和交通要道设卡堵截，同时向辽宁省各地的公安机关发出缉查通报，但连续查了三天却一无所获，看样子唐克忠已经逃离了沈阳。
另一路侦查员于11月29日来到唐克忠的家询问他的妻子李忠香，然而李忠香油盐不进，一言不发，任凭民警百般教育和劝说，就是不吐一个字。无奈之下警方只能彻底搜查整个房间，当即搜获现金400元和一块新手表。李忠香一看到钱和手表，当即脸色苍白，但依然死咬着嘴唇不发一言。
侦查员严厉警告李忠香：“唐克忠罪孽深重，你现在的唯一出路只有同他划清界限，揭发他的问题，才是你唯一的出路，否则就凭这些钱和手表，你一个窝赃的罪名就跑不掉！”
李忠香此时的心理防线已经彻底崩溃，不由得跪地求饶，侦查员随即又好言宽慰，李忠香表示愿意坦白交代。11月30日，李忠香拆开了家中的几条被子，从里面取出了9块手表、17条表带和610元现金，还交代了唐克忠已经逃往山西省沁水县，藏在东观公社东观大队、她的二妹李忠芳家。
专案组立即将情况电告沁水县公安局，同时派出抓捕组火速赶往沁水县，并于12月4日在东观大队李忠芳家将唐克忠抓获归案，同时缴获了被盗的灰色人造革提包。
唐克忠被捕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以自己已经将大部分手表归还为由拒绝承认罪行，而且对这一点十分顽固，认为既然自己已经先将78块手表归还，而且最后的10块手表也全被起获，就应该对自己从轻处理。
对此，专案组耐心地对唐克忠进行了反复教育和普法，告诉他这事一码归一码，归还大部分手表确实能减轻他的罪行，但不能成为他拒不认罪的理由，想要获得从宽就必须彻底坦白自己的罪行这一条出路，最终在僵持了10天后，唐克忠放弃幻想，彻底缴械投降，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唐克忠从十来岁就开始小偷小摸而多次被处理，但他恶习不改，反而变本加厉，1975年他偷了公社和生产队的豆饼和衣物，遭到了生产队的批判，当他得到消息，得知海城县公安局准备将他批捕时于当年9月5日逃跑，从海城扒乘货物列车和混乘旅客列车到达渡口。于9月11日到了表妹崔某琴家，因为被崔某琴的丈夫嫌弃，于9月14日转到姨妈王某芝家。
在姨妈家，唐克忠整天无所事事，每天就到攀枝花密地人民商场转悠，看到钟表柜台里的各种手表，他就想偷。于是就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天天来商场观察踩点，发现商场管理制度十分混乱，下班铃一拉，营业员锁了柜台就走，中午下班时不清点商品，只在晚上下班时才进行清点，于是决定挑一个中午下手。
10月9日晚上，唐克忠在商场早晚服务部打听到商场的部分营业员在10月10日要去参加义务劳动，中午要关门休息两个半小时，觉得这是个动手的好机会。10月10日上午11时，唐克忠进入商场营业室，见钟表柜台营业员范某在11时40分就锁了柜台，将钥匙丢在货架闹钟后面后就匆匆下班走了，当12时下班铃响后，各柜台的营业员不顾还有部分顾客没有离开就纷纷锁了柜台下班，唐克忠就顺势蹲在中央柜台的一堆肥皂箱子旁边，假装看柜台里的商品，这样就算时被发现了也能借口没有来得及出去。
蹲了一会儿后，他听到门口有营业员吆喝顾客赶紧离开，然后就听到了锁门的声音。随后唐克忠就起身，通过文体柜台进入钟表柜台，在闹钟后拿出钥匙将柜台打开，取出了装手表的小铁箱子，挑选了88块手表（他认为88这一个数字比较吉利），拿了1393元的现金，然后从旁边的小百货柜台拿了一个黑色“北京”挎包和一个灰色人造革提包，将手表和现金装进包里，柜台里还有不少价格昂贵的进口手表（最贵的价格达900元），他一块也没有动。
将手表和钱装进包后，唐克忠将钥匙丢在一只放在扬琴边上的空货箱里，然后坐在货架后面的装肥皂的纸箱子上等着商场开门。14时30分左右，他听到了开门声，门一开后，一群顾客就抢在营业员前面蜂拥而入，唐克忠趁机混入顾客人群，大摇大摆地走出商场。
10月12日，他离开渡口回到海城的家中，将手表和现金交给李忠香，要她将这些赃物缝进了被子里。一连几天，他都躲在家中不敢出门，10月18日，他留下一张字条要妻子发电报渡口的二姨王某芝后就离家逃往黑龙江布特哈旗的亲戚家，但是躲了一段时间就因为当地冷得待不下去，不得不折回海城。此时渡口的专案组侦查员已然浮现在海城，妻子李忠香对他说“四川来人来捉你，你找死啊你！”
唐克忠吓得魂飞魄散，连忙从被面里取出78块手表装在黑色“北京”包里，于11月21日乘坐火车到了沈阳站，将包放在第三值班室里并留下了一张字条，然后带着灰色手提包和部分赃款逃往沁水县东观公社小姨子李忠芳家躲藏，直到被抓。
至此，渡口市人民商场10.10特大盗窃案在渡口市公安局专案组一个多月的侦办下宣告破案，判决情况欢迎知情小伙伴积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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