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文学档案：《繁花》是我立足这几个平方米的所见
时间: 2024-01-14 22:12:19 | 作者: 配件
电视剧《繁花》自开播以来非常关注，该剧改编自上海作家金宇澄同名小说，原著获“五个一工程”奖及茅盾文学奖。2017年，金宇澄先生曾做客上海市档案馆，以“记忆、虚构与文学创作”为题，围绕文学创作、史料积累、口述历史以及非虚构写作等，阐述了自己对时代变迁、城市发展及个体记忆的深刻见解。现将讲座文字实录编发推送，以飨读者。
这座超级大城市，曾经完全被敞开拉链，然后它慢慢闭合，曾经一度我们都知道它很多秘密，但是然后它又慢慢变为了神秘的森林。
FILE 1 个人的记忆，把它留住，把它落在文字上面它才可以保存。因为现实已无了。日记也好，回忆录也好，笔记也好，它发展到最后变成了非虚构。
所谓叙事，相对说比较真切的是日记。我写《回望》时查资料，查到一本书，早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料》，无意中翻到其中的《柳兆薰日记》。此人是柳亚子曾祖父，在三年的日记里，他用二十几万字的篇幅记录了太平军进入苏州、吴江一带的情况，包括后来跑到上海避难的情况。
这材料太精彩，我忍不住把书中很多细节抄下来，爱不释手。为什么呢？一个一百多年前的吴江大地主，有三四千亩土地，他是怎么生活的，这是现在人无法想象的。我们哪怕看相关电影，看其他的资料，都特别难找到日记那样忠实记录每天在干什么。把抄下的内容分门别类，第一个关键词就是“祭祀”。他要做很多仪式，每天早晨会做各种复杂的祭拜天地鬼神，念各种咒，，看庄稼形势，包括看天相，每天自省，读诗书，写字。书里常出现的特别记录，是对所写过字的纸，过去有专门名词“字纸”，都恭恭敬敬地收集起来，到一定时候举行一个仪式焚化。因为太平军对这一套是不相信的，等太平军离开的时候，他就到战场上、到他们居住的场所、到马棚里，把这些写过字的纸收集整理起来，弄干净，等到一个黄道吉日烧掉，或者花钱请一个专门收集的和尚送到普陀山去焚化，常在日记里自责自己不够敬重“字纸”。
文学界一直认定中国文化的核心在乡土，那么乡土在哪里，“乡土”在这部日记里面表现得很清楚，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乡绅是怎么过他的中国文化生活的。个人的记忆，把它留住，把它落在文字上面，它才可以保存，因为现实已无了。
每个时代的日记、文学，关注的是人事，但是对人的注意点，不太一样。过去我注意小说、传记里的人，现却格外的注意一些更碎片化的人的记录。
他写了清末的一个将军，绰号“清代赵云”，穿白盔白甲骑白马，很有钱。他常会到上海来，当时上海已经开埠。他每次到了上海，是化装成一个乞丐，跪在四马路上，像现在地铁口发小广告一样，手里拿一大叠手纸，凡看见漂亮小姐过来，就发一张给她。这举动的结果可想而知，遭到的应该是大部分人的冷遇，或者把纸丢在他脸上。当然也有心地好的女孩子把手纸带回家，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黄金做的叶子，夹在手纸里。他为什么这样？这个记录已结束了，这些欲言又止、三言两语的手法，却会使人物更为醒目，特别让人难忘。我们在其他的清代笔记里，也看到过当时八旗子弟流行的一种扮乞丐风潮。有个八旗子弟忘记退下一个昂贵的扳指，露了马脚，这类记录同样没有原因，这位白将军做这样的事，究竟是为了什么？
写作上有个“塑造”的词，意思是拼贴大量的材料，由内到外强化某一个人物，当然是可以的，但不该是唯一的标准，尤其在见多识广的当下时代，读者有更丰厚的文学储备和想象力，往往作者煞费苦心安排好的效果，还不如简单的方法更有魅力，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中式笔记体的写法，有意味在非常的简约，几十个字就记录了作者眼中所看到的人。就等于上了一个菜，你刚觉得味道好，已经吃完了，你会一直记得它。
陈定山的《春申旧闻》也很漂亮。当年一位很有名的人叫叶澄衷，上海有一所澄衷中学就是他办的。叶的后代有一个叶仲方，按现在说法是个家产上亿的富家子弟、花花公子。有一次，在上海最冷的天，他请一百多人到他的家吃饭，有意让佣人把火炉烧得特别热，像浴室这么热。一百多人都是有钱有头有脸的人，都穿裘皮大衣，进屋就脱在门口，然后大量喝酒，热不可耐，等喝得差不多时，个个汗流浃背，如同身在浴室里一样。这时叶仲方就进来说，对不起各位，我今天请你们来吃饭，实际我是没有钱的，已经把你们脱在外面的大衣都当掉了，说完，就把一大叠的当票扔向空中。
当时不像如今可以叫出租车，当时都是三轮、黄包车，这么冷的天穿着单衣怎么回去，窘况可想而知。这些人被搞得非常狼狈，对叶仲方恨得不得了。但过了三天，各人家里都有人来敲门，一个佣人端着一个大盒子说，我家主人给你买了一件新大衣。这个结果，又搞得人家哭笑不得。这种事在现在，即使有那么多的富家子弟，却没听说过。据说叶仲方后来参加了中国远征军，表现很英勇。
简单的笔记特征，只在记录，没有解释，等于说对这类笔记的阅读，我发现了自己长期忽视的，以前根本不清楚的关于人物的文字魅力。
日记、回忆录、笔记，之后就归并为非虚构，那是个新词，所谓非虚构，也就是连接“报告文学”的一种纪实手法。非虚构包括了纪录片、口述实录，田野调查，在可读性上，这种文字形式应是充分显示了材料的丰沛和驳杂的。
几年前上海有一位张老先生，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中国社科院出版社出了他一大本书，《四明别墅对照记》。张老的本事大到什么地步，退休后把愚园路这一整条大弄堂的所有住户，做出一个详细的调查档案，太牛了，大弄堂里都是他几十年的老邻居，他能做到每家每户都签字同意发表这个调查。
从1950年开始，记录每户人家大大小小人口，每人都有照片，属于什么政治成分，某号某人怎么会有两个老婆，是做什么工作的，何时买的房子，何时家道中落，发生了什么变化。作者把这个人群的户籍档案，家庭故事全部做出来，出版后做过一次修订，印了两次。我佩服作者的这种认真的精神，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以此证明他的能力。
《四明别墅对照记》关于人的材料之丰富，尤其1950年代派出所存有各户详细至极的档案记录，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城市调查，尤其这种极为陌生的方式，一个作者面对如此艰巨的挑战，引领读者看到眼前这一条大弄堂人的细节，并不简单鉴定为“冷酷无情的水泥森林”，而是一幅极为复杂精致密集的人的样本。张老先生前些年已经过世，我时常想到他。
FILE 2 有关人的记录，让我写作兴趣同样转移到了人的枝节、有关很多材料的运用上。
《回望》一书，是据我父亲留下的材料写的。有朋友说，你怎么这么有本事，把父亲东西都保留下来了。我说确实最该感谢我父亲。他留下了很多文字材料——比如回忆日本人审他的现场记录，双方一来一去，他既要隐瞒自己地下党的身份，又要表现是金华地区过来的文人，包括他对汪精卫政府的意见，完全像当时普通文化人那样回答，是非常难的，但他做到了，保护了组织的秘密，被江湾日本军事法庭以“妨碍社会罪”判刑七年。这种临场应对和记录的文字，不是我写的，却是他在现场一定要做出的一种如临其境的姿态。这本书有价值的地方，就是这类文字的表现。
遥远的“地下工作”，在我们的概念里，在我们看的电影里面，好像都是钟表一样非常精确，但实际只要是关于人，是人做的事，也难免会有一些人为的失误。
写这类内容，尽量以细节说话，用材料、信件包括图片说话。假如没有，可完全空白，只要前后都是当事人说的，哪怕前后并不全部符合，也该把它存下来。我在后记里面说得很清楚，用这个方式表现才是有意义的，而一般的方法，或一般的非虚构传记都依照结构，均匀分布来做，不掌握某年某阶段某材料，哪怕档案也查不到，就该留白。像刚才所说的笔记体做法，留出空白是最妥当的方式，读者会产生自己的某种判断，任何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想象空间。
虚构是“纯文学”的小说、诗歌这一块。在我印象中，小说到了1990年有一个分界点。在这之前大量西方作品涌入，眼花缭乱，当年作者的创作都讲究文体、语言、方式，1990年后开始搞经济。我个人这么认为，譬如那时开始有电视剧，有电影，小说可以改编电视剧、电影，那么改编电视剧和电影最大的要素就在故事，要有一个好故事。对于好的语言，好的样式，一旦改编就没任何用处，只故事很有用，所以说从1990年代开始到现在，人类对于故事的追求已经到了极致。
我讲两个有意思的事。多年前有作者寄我一个小说，内容是“新沙家浜”。意思是把《沙家浜》改写了一下，把阿庆嫂写得面目全非，把胡传魁写成和原来相反的人物，新四军几个角色也都是反着来。我看后问作者，是不是没内容写了？怎会没东西写呢，你是怎么来的，就等于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家里你亲属和朋友，你生活的地方，怎会无聊到改这样的内容。当然只能是退稿了。
多年前有广东新闻：一小青年在ATM取款，一下子吐出来二十万，结果他把钱带走了，过段时间又去投案。有个作者朋友，就把这事写成一个小说，等于把一个新闻稿内容的人名改了一下，写成一个中篇。读者怎会接受？缺乏想象的创造，直接原封不动搬过来，怎么比得过现实？作者的虚构能力在哪里？虚构完全被非虚构俘虏了。
语言是文学最重要的一块。翻开书第一打动你的就是语言，你要看很久才了解是否是好故事。
《包法利夫人》《人间喜剧》，语言差别不多，但据说福楼拜是最生动最丰富的法语作家，经过翻译，就看不到了，语言只对本国读者产生影响。
1990年看见一篇报道，中国大陆第一个装满旧物的集装箱到达台湾的图片，当时大陆的旧房子不值钱，一个徽派的房子被拆掉，房梁、窗户、门窗都不当回事，但台湾人收购，图片显示对岸码头上每人都戴着白手套接船。我有个朋友做集装箱生意，他说做这票生意最麻烦，因为门窗构件的尺寸都不一样，各种旧东西旧屏风，包括马桶，仔细装箱完了，海关有时又要求全部检查，就得全部搬出，再装箱时心里很怨，又热又脏，一般装不回去，最后拳打脚踢塞进箱子，根本把它当垃圾。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传统元素你怎么对待它，你可以戴白手套迎接，也可以拳打脚踢，把它当垃圾。
这些集装箱的旧东西，没过多少年都知道它们值钱，不会贱卖了，旧文学的元素，“五四”前白话样式，“鸳蝴”句子，也已成为过去式，包括刚才所讲的笔记方式，传统中式短句，不表现人物内心的样貌，有没有它们的价值？为什么《繁花》会用那样的内容？因为我是编辑，我知道没人会用，就可以实验。小说需要个性，需要再发现。
城市的不可知，我问过王家卫导演，香港和上海，不同的地方是什么。从清代到现在，香港藏有多少内容，是没人知道的，而上海经过了兜底翻，一度都拉出来晒过大太阳，这座超级大城市，曾经完全被敞开拉链，然后它慢慢闭合，曾经一度我们都知道它很多秘密，但是然后它又慢慢变为了神秘的森林。
很多人因为我写了这本书，要我讲一讲上海。仿佛我是了解上海的，我几乎不了解它，个人没办法了解一座森林。即使你在上海生活一辈子，你也不会清楚它。你能知道它什么呢，根本不知道，只知道你的一个范围，几个街区，一些年代，极少的一部分。等于你站在森林里，只能见几平方米的环境里有什么植物，什么小动物，远远看过去，森林永远是幽暗无比的，里面突然有一个黑影过去，都不知道是什么动物闪过去了。
一直说中文的根基在乡土。实际所谓乡土，在沈从文时代已开始逐渐流失，移往城市，城市即乡土，后者的丰富性，实难与城市比较，它蕴含着各种可能。张爱玲的名言，乡下吃一块腊肉大家都知道，城里公寓窗前换衣服也没人发现，说的是一份自由。《繁花》里的小保姆抱怨村里做错件事，一辈子都记着，她只喜欢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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